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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冠卿与九华山

来源:未知  作者:钱 征  更新:2014-08-23 08:20  人气:218

(一)缘起九华

       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如今,歌唱九华山的人,不计其数。但是,有文献记载的,能潜心研究九华山发展史的人,却屈指可数。其中功德无量的人,或者说贡献最大的人,可称为里程碑式的人物,只有三位:一是顾野王,二是李白,三是费冠卿。

       首先顾野王。顾野王(519—581),字希冯,南朝陈时吴郡(今江苏省苏州)人。他的《輿地志》,是继《汉书·地理志》后,又一开地学体例先河的地学巨著。在这部最重要、最著名、持续影响一千四百余年至今的著作中,有陵阳山、九子山等条目,又开九华山发展史先河。如“陵阳山”条,详细地介绍了陵阳令窦子明的故事;“九子山”条,解释“其山上有九峰,千仞壁立,周迴二百里,高一千丈,出碧鸡之类。”

       其次是李白。李白(701—762),唐代大诗人,字太白,号青莲居士。他在池州、九华山的影响很大,几乎家喻户晓。人们概称其“三上九华、五至秋浦”,说明他在这片热土上,留下了诸多的遗跡。李白的诗风,雄奇豪放,想象丰富,语言流转自然,韵律和谐多变;善于从民歌、神话中汲取营养和素材,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,是屈原流放陵阳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。唐文宗时,诏以李白诗歌、裴旻剑舞、张旭草书为三绝。尤其是李白为《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》而写的序文,是九华山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美文:“青阳县南有九子山,山高数千丈,上有九峰如莲华。按图征名,无所依据。太史公南游,略而不书。事绝古老之口,复阙名贤之纪,虽灵仙往复,而赋咏罕闻。予乃削其旧号,加以九华之目。时访道江、汉,息于夏侯迴之堂,开簷岸帻,坐眺松雪,因与二、三子联句,传之将来。”

       第三费冠卿。本地人,即池州人。准确地讲,是青阳人。生于斯,长于斯,卒于斯。如果说,费冠卿是九华山人,也未必不可。因为他自幼“闲居山下”;得中进士后,隐居九华少微峰;晚年,死恋九华山。据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记载,其墓在九华山麓,即“在县一都旱麓山”。费冠卿对九华山的贡献,是多方面的。尤其是他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,在九华山发展史上,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。在下面的分析和研究中,笔者将会多次提及。在这里,着重提及他在该文中关于九华山的叙述:“九华山古号九子山,崛起大江之东,揖潜庐于西岸。俨削成于天外,旁临千余里,高峰峻岭臣焉。连冈走陇子焉。自元气凝结,几万斯年,六朝建都,此为关辅。人视山而天长,山阅人以波逝。其间圣后贤臣,歌詠叠兴,言不及者,兹山屈焉。”

       1973年元月23日,因工作的关系,我随胡作全同志等,步行上了九华山,一呆就是一个星期。当时,我是住在祗园寺里。那时的祗园寺,曲径通幽,生态环境极佳,至今难忘。僧人生活条件,虽然艰辛,但富有诗境禅意。如用水,很是方便。虽然没通自来水,而是用一节又一节的竹简,去接那山上的泉水。那山泉,小跑着,经过中途木桶沉淀,再上一节又一节的竹简,流入寺内的水缸。那流入水缸的声音,再加上寺内木鱼声,别提有多动听。缸里的水装满了,只将竹简移开,流到寺外的山沟沟里,又成了山泉。那潺潺泉水,那涓涓细流,似乳汁,似甘露,刻印在我的脑海,浸润了我的心田。也就在那个时节,我结缘了时任九华山佛教大队负责人的仁德和尚。可以说,结识仁德和尚,这是我那次上山工作的一个最大收获。

       时间过得真快呀。四十多年过去了,弹指一挥间。打那以后,我一直关注九华山的发展,并研究中国佛教文化,从未间断。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,由初识仁德和尚的好奇、好问、好学,到仁德大和尚圆寂后我的多读、多辨、多思。

      一开始,我以为九华山,除了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、美丽景点等自然文化外,人文文化就是得益于李白、地藏的青睐和传扬,使山色增辉。山因文化巨人的影响而名传,佛依地藏道场的因缘而显灵。

       再后来,随着我对九华山发展史和佛教文化知识的不断了解,原先似乎能自圆其说的诠释,已经感到越来越不自信了;原先似乎有了的结论,也成了挥之不去的疑问。比如说,对卓锡九华山的新罗僧人地藏,是称“僧地藏”,还是称“释地藏”、“金地藏”为宜呢?他真是姓金、名乔觉吗?“金乔觉”与青阳腔到底有什么关系?

       到如今,随着我写僧地藏的文章多了,思考的视野和范围广阔些了,自己的视角螺旋形来了一个360度,似乎又回到了原点,即对九华山发展史的关注,尤其是对僧地藏的研究,还得回到具有第一手资料性质的费冠卿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上来。因为,对九华山的研究工作来说,需要有一 把金钥匙。费冠卿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,对僧地藏和费冠卿的研究,犹如研究“僧地藏”、“释地藏”、“金地藏”、“金乔觉”的第一把金钥匙。

记得在一次评审会上,我曾对在九华山工作颇有成绩的费业朝同志说过:“我们要认真地研究一下费冠卿”。他对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 

(二)一生读书

       费冠卿的一生,几乎是读书的一生。

       介绍费冠卿生平事迹的历代书籍,虽然资料很多,但大同小异。其中,最具代表性的,应该是《唐诗纪事》(第60卷):“冠卿,字子軍,池州人。《久居京师感怀》诗云:‘螢烛不为苦,求名始辛酸。上国无交亲,请谒多少难!九月风到面,羞汗成冰片。求名俟公道,名与公道远。力尽得一名,他喜我且轻。家书十年绝,归去知谁荣?马嘶渭桥柳,特地起愁声。’登元和二年第,母卒,即葬而归,叹曰:‘干禄养亲耳。得禄而亲丧,何以禄为!’遂隐池州九华山。长庆中,殿院李行修举其孝节,拜右拾遗。制曰:‘前进士费冠卿,常预计偕,以文中第。禄不及荣养,恨每积于永怀。遂乃屏身丘园,绝跡仕进,守其至性,十有五年,峻节无双,清飚自远。夫旌孝行,举逸人,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。宜承高奖,以敬薄夫。擢参近侍之荣,载佇移忠之效。’冠卿竟不应命。”

      《唐诗纪事》的作者,是南宋计有功,字敏夫,号灌园居士,安仁(今属湖南)人。他是南宋文学家。绍兴初,知简州,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。曾搜集唐代文献及口耳相传之诗歌轶事,汇成《唐诗纪事》。

      从时间上看,早于《唐诗纪事》的,只有费冠卿自己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、大中中僧应物的纪(惜今不存)、《太平广纪》所引《神仙感遇传》、僧赞宁《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》等,但对费冠卿生平事迹的介绍,过于简单,不及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翔实。

     再从时间上看,晚于《唐诗纪事》的,有南宋周必大的《泛舟游山录》、明嘉靖二十四年(1545)乙巳秋九月《池州府志》、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甲午夏《青阳县志》、明崇祯二年(1629)已巳《九华山志》、清康熙四十六年(1707)丁亥《全唐诗》、清嘉庆十九年(1814)甲戌《全唐文》、中华民国十年初版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等,虽时有新意,但从史料价值的角度看,均未超越《唐诗纪事》。

       至今,费冠卿的郡望、祖籍在哪里,宗族和家庭情况如何、父亲和母亲是谁,母亲是谁安葬的,兄弟姊妹有哪些人,以及他本人的生卒年月等,我们都不是十分清楚,有待以后考证。在这里,有几点需要说明。

       一是费冠卿的“字”,有“子軍”、“子車”二说。说冠卿“字子軍”的,有《唐诗纪事》、明崇祯二年《九华山志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等;说冠卿“字子車”的,有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、中华民国十年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等。我以为,费冠卿,字子軍,可信。

       二是费冠卿是哪里人,有“池州人”、“青阳人”二说。说冠卿是“池州人”的,有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全唐诗》等;说冠卿是“青阳人”的,有《全唐文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等。明万历《青阳县志》卷二[乡贤祠]载:“祀唐拾遗费冠卿”等。我以为,自唐天宝元年(742)壬午,秋浦、泾县、南陵三县析置青阳县,到唐元和二年(807)丁亥费冠卿科举得中进士,青阳设县已经一个甲子以上,达六十六个年头了。从府的角度说是“池州人”,从县的角度说是“青阳人”,都是可以的,并不矛盾。

        三是费冠卿的一生,基本上是读书的一生。他是一位知书达礼、孝敬母亲的进士。据自己在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中回忆,他的幼年,就闲居在九华山下,好学上进,闻见广泛。后来,“久居京师”,一直求学达十年以上,参与科举,饱经风霜,力尽艰辛。在费冠卿《久居京师感怀》诗里,他直抒胸境,倾吐肺腑:“力尽得名,他喜我且轻。家书十年绝,归去知谁荣”。费冠卿登元和二年第后,闻母卒,末拜官,奔归,抵家而母已葬,悲痛至极,遂结庐于母亲墓侧。打那以后,坚辞不起,隐于九华山少微峰下。明崇祯二年《九华山志》卷二载:[费拾遗书堂]在少微峰下。又云,卧云庵,即旧隐也。

       求学问,论学术,做学者,坚持实事求是,凭文献史料讲话,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。关于费冠卿的生平介绍,我们既不能主观臆造,也不能随意推断。但是,我们根据唐代的历史资料,可以作些推理。如具有一定的考试资格,是唐代举子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必要前提,无论是州府推荐的乡贡,还是学校推荐的生徒,参加进士科考试,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:

      (1)性别。要求举子必须是男性,女性不能报考。黄梅戏《女驸马》,讲冯素珍女扮男装考中状元,那是演戏,编的故事。唐代史籍中,有很多才女成家后相夫教子的记载,如《南楚新闻》记载关图之妹出家后,助其丈夫常修读书,终使其丈夫考中进士。

     (2)身份。要求举子必须“身家清白”,家庭出身和个人职业,都符合报名规定。首要条件是“良人”,而非“贱民”。“良人”是指皇室贵族、官僚、僧道,还包括一般百姓;“贱民”,是指官私奴婢,还包括官户(番户)、杂户、工乐户、太常音声人、部曲、客女等官私“贱民”。

     (3)德行。要求考生必须“明于理体”,为乡里所称,有较好的社会名声。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十二月敕:“自今巳后,州府所送进士,如迹涉疏狂,兼亏礼教,或普任州府小吏,有一事不合清流者,虽薄有辞艺,并不得申送。”

     (4)才学。要求考生必须“明闲艺实”,具备一定的经史知识和从政能力。学校的生徒由中央和地方州府分别申送;所推荐的生徒,必须是在学满一定时间且学业有成的人。

     (5)服纪。要求考生必须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,在居丧期间或犯父祖名讳时,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如《代宗行再期服诏》云:“三年之丧,天下达礼,苟或变革,何以教人!”

     (6)身体。要求考生须无病残疾患,具备入仕从政所需要的身体素质。唐进士及第后的吏部试,即有身、言、书、判四项。由吏部铨试要求,可以推知礼部考试要求,身体健壮,亦当是礼部进士考试的基本要求。

      此外,唐代进士考试资格,还有过“学历”方面的规定。

      以唐代礼部上述考试要求,也可推知费冠卿是进士考试条件合格者。否则,他入不了学,报不了名,进不了考场的。

     费冠卿与九华山

(三)槐花进士

       唐代进士科考生,主要来自两个方面:一是生徒,即朝廷所设国子监(含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等)、弘文馆、崇文馆以及各地方州、县学馆的学生;二是乡贡,即“不在馆、学而举者”。唐代进士科生徒,在所在学校考试合格后,由学校直接申送尚书省参加考试;乡贡则需要举子“怀牒自列于州县”,经资格审查后,由所在州县进行逐级考试,合格后,方可以被申送到京城长安,参加尚书省的考试。从费冠卿《久居京师感怀》诗描述的情况来看,他似乎是朝廷所设国子监、弘文馆、崇文馆之类的生徒。唐代科举考试的时间,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:一是地方州府推荐性质的考试时间和申送举子到京城的时间,二是尚书省正式考试的时间。由于进士科省试是全国性的集中考试,地点又相对集中于长安,学校和地方州县的申送工作就必须在考试前完成。因此,唐代举子的地方推荐性质的考试和举子申送时间,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规定。

       以“槐花黄”指代举子忙于准备科举考试的季节,则是唐代流行的一条谚语。槐花,指槐树花。槐树,豆科,落叶乔木,奇数羽状复叶,小叶卵形至卵状披针形,夏季开花,蝶形花冠,黄白色,圆锥花序。在唐代诗文中,以槐花指代季节的很多。如白居易《秘省后厅》中有:“槐花雨润新秋地,桐叶风翻欲夜天。”又如唐人李淖《秦中岁时记》记载:“进士下第,当年七月复献新文,求拔解,曰:‘槐花黄,举子忙’。”最早将唐代谚语与苏东坡诗句相提并论的,是宋代人黄彻,他在所撰的《蛩溪诗话》一书中写到:“唐谚云:‘槐花黄,举子忙,’东坡有‘强随举子踏槐花,槐花还似昔年忙。’又黄山谷云:‘槐催举子踏花黄’是也。”

       据《全唐诗》卷四百九十六记载,费冠卿“久居京师”,常与张籍、姚合、马戴、殷尧藩游。张籍(约767—约830),唐诗人,甚受白居易推崇,和王建齐名,世称“张王”,有《张司业集》。元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五《张籍》条云:“籍字文昌,和州乌江人也。贞元十五年封孟绅榜及第。”封孟绅,唐德宗贞元十五年(799)进士科状元。是年,进士十七人,今可考者有封孟绅、张籍、王炎、李景俭、邵楚苌、裴頲、孟寂、俞简、韦口等九人。中书舍人高郢权知贡举。据我推理,费冠卿可能与张籍等人同过试,但落第了。

       陈权,是唐德宗贞元十六年(800)进士科状元。是年,进士十七人,今可考者有陈权、白居易、吴丹、郑俞、李口、王鑑、杜元颖、陈昌言、陆口、崔韶等十人。中书含人高郢权知贡举。其中白居易(772—846),和元镇友谊甚笃,与之齐名,世称“元白”;晚年与刘禹锡唱和甚多,人称“刘白”。有《白氏长庆集》。据我推理,费冠卿可能与白居易等人同过试,还是落第了。

      武翊黄,唐宪宗元和元年(806)进士科状元。是年,进士二十三人,今可考者有武翊黄、柳公权、李绅、皇甫湜、陆畅、张复、李顾言、韦淳、崔公信、王正雅、张胜之、韩佽、李虞仲、高釴、韦表微、庾敬休等十六人。中书舍人崔邠权知贡举。其中柳公权(778—865),唐书法家,正楷尤知名,与颜真卿并称“颜柳”,书碑很多;李绅(772—846),唐诗人,与元稹、白居易交游很密,以《悯农》诗二首较有名。据我推理,费冠卿可能与柳公权、李绅等人同过试,但又落第了。

       王源中,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进士科状元。是年进士二十八人,今可考者有王源中、费冠卿、窦巩、孙简、崔咸、张存则、李正封、白行简、钱众仲、杨敬之、张后余、王参元、张弘、权璩、齐熙、韦楚材、吴武陵等十七人。礼部侍郎崔邠知贡举。费冠卿十年磨一剑,终于考中进士,夙愿以偿。费冠卿还算幸运儿,至少比顾况之子顾非熊幸运多了。顾非熊困举场三十年。费冠卿,也比姚合幸运。姚合(775—854后),唐诗人,世称姚武功,诗颇类贾岛,故“姚贾”并称,其诗为宋代江湖派诗人所师法。姚合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(816)考中进士的,比费冠卿晚中九年。

       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丁亥进士考试,以诗赋为主。《文苑英华》载《舞中成八卦赋》,以“中和所制,盛德斯陈”为韻。又有《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》,为此年试题。

       在清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中,我们见到了与费冠卿同榜进士的张存则、白行简、钱众仲《舞中成八卦赋》。虽然没有见到费冠卿的《舞中成八卦赋》,但可大体推知。

       在清人徐松《登科记考》中,我们也见到了与费冠卿同榜进士的李正封、白行简、钱众仲、吴武陵《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》。虽然也没有见到费冠卿的《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》,但也可大体推知。由于诗的内容短小,故在此引录李正封、钱众仲的应试诗如下。

       李正封《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》:“青苍初得地,华省植来新。尚带山中色,犹含洞里春。近楼依北户,隐砌净游尘。鹤寿应成盖,龙形未有鳞。为梁资大厦,封爵恥嬴秦。幸此观日月,清风屡得亲。”

       钱众仲《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》:“爱此凌霜操,移来独占春。贞心初得地,劲节始依人。映月烟犹薄,当轩色转新。枝低无宿羽,叶净不留尘。每与艺兰近,常惭雨露均。幸因逢顾盼,生植及兹长。”

     今天,我们了解费冠卿参加进士科考试的情况,对研究九华山的发展史是有益的。唐会昌年间,曾任池州刺史的杜牧,是唐文宗大和二年(828)考中进士的,比费冠卿晚了二十一年,隔了一代人。就在费冠卿中进士第一百年后,即公元907年,新的时代替代了唐王朝;也就在费冠卿中进士第一千二百多年后,每当槐树开花,莘莘学子参加高考、中考之时,我的耳旁又回响起唐代的“槐花黄、举子忙”的谚语。

     费冠卿与九华山

(四)化城寺记

       小时候,村里老人给我讲了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:从前有一座山,山上有一座庙,庙里有一位老和尚,对小和尚讲故事;从前有一座山……

       长大后,我在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里见到这个故事:从前有一座山——九华山古号九子山,山上有一座庙——化城寺,庙里有一位老和尚——僧地藏,对小和尚讲故事——忽召众告别……

      人老后,遇事总喜欢琢磨。对于九华山、化城寺、僧地藏,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来进行了解与探知:一是从富于佛教色彩的角度,把九华山、化城寺、僧地藏看作是地藏菩萨显圣示化道场的必要因素和条件;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,将九华山、化城寺、僧地藏看作是唐代一座山、一座庙、一位和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,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遗传。我似乎是倾向于后者的一类人。

     一、关于化城寺的琢磨

      1、唐元和八年(813)癸已费冠卿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:开元末,有僧檀号张姓,自群舒至,为乡老胡彦请住化城寺;逮至德初,有诸葛节等,已出泉布买檀公旧地;近山之人,闻者四集,伐木筑室,焕乎禅居;有上首僧胜谕等同建台殿,乃当殿设释迦文像,左右备饰,掛蒲牢于其中,立楼门以冠其寺;建中初,张公严典是邦,仰师高风,施舍其厚,因移旧额奏置寺焉。

      2、北宋端拱元年(988)戊子,赞宁《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》的内容,依费记所作,虽较费记略晚,但仍属早期的重要记载:其山,天宝中,李白游此,号为九华焉;至德年初,有诸葛节率村父自麓登高,相与同构禅宇,不累载而成大伽蓝;建中初,张公严典是邦,仰藏之高风,因移旧额奏置寺焉。

      3、明嘉清二十四年(1545)乙巳《池州府志》第三卷记载:[青阳化城寺]在九华山。晋隆安五年,天竺杯渡禅师建;唐开元间赐额,僧檀号居之;正统间,为九华诸寺之冠。

      4、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甲午《青阳县志》记载:[化城寺]在九华山。晋隆安五年,天竺杯渡禅师始创,寺曰“九华”;唐开元二年,僧檀号居之;至德初,新罗僧金地藏来居,坐化而没,葬于寺西,后人于墓上建塔置屋;建中初,郡守张岩奏请赐额;洪武二十四年,成立丛林,香火之盛,江南称最焉。

      5、明崇祯二年(1629)已巳《九华山志》记载:[化城寺]化城,本天竺国佛场名也。今寺在山之西南,自其麓盘旋而上数里至其处,峰峦环泉壑纡迴,中旷而曳,类其国都,故名。按旧志,晋隆安五年,天竺杯渡禅师始创,寺曰“九华”。唐建中初年,郡守张岩,奉请赐额“化城”。国朝洪武二十四年,成立丛林。

      6、2001年12月,任继愈总主编的《佛教小辞典》:[化城寺]中国佛教寺院。在安徽省九华山化城盆地,为九华山开山寺,总丛林。《九华山志》载:唐至德二年(757)青阳人诸葛节等建寺,请金地藏居之。唐建中二年(781)辟为地藏道场,赐额“化城寺”,明宣宗、神宗,清康熙、乾隆等,送书匾并赐金修缮,今寺中仍藏有明代谕旨、藏经等文物。今辟为九华山历史博物馆,展出佛教文物1800多件,为全国重点寺院。

     以上引文可知,费冠卿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等,未涉及“晋隆安五年,天竺杯渡禅师始创”,更未提及“寺曰‘九华’”。这不仅事关九华山佛教发展史问题,而且触及李白改九子山为九华山的历史问题。因此,我们在撰写文章时,引用宋、元、明、清以及中华民国以来的资料时,应慎之又慎才妥。

     二、关于僧地藏的琢磨

      1、第一个称呼是“僧地藏”。唐朝元和八年(813),费冠卿写了一篇文章,题为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,说唐朝开元末(741),“时有僧地藏,则新罗王子金氏近属”,在九华山修行。费冠卿与僧地藏几乎是同时代人,“幼所闻见”,“谨而记之”,后人称此文为“千秋信史”。

      2、第二个称呼是“释地藏”。北宋端拱元年(988),赞宁奉诏令编撰《宋高僧传》,在其《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》中,称“释地藏,姓金氏,新罗国王之支属也。”此文,属九华山早期文献,史料价值较高。

      3、第三个称呼是“金地藏”。始见于南宋周必大《泛舟游山录》卷二,又见于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二十二卷。“金地藏”这个称呼,是南宋之后固定下来的。

      4、第四个称呼是“金乔觉”。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的青阳腔剧目《大度挡狐》和《龙女小度》等,先是戏中小生之名,后写进了《青阳县志》、《九华山志》,详见我的拙文《“金乔觉”是青阳腔唱出来的》。

     综上所叙,我以为,称“僧地藏”、“释地藏”、“金地藏”都比称“金乔觉”要准确一些,更不宜称地藏为“姓金,名乔觉”。 三、费冠卿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版本的琢磨

      1、清康熙《九华山志》十二卷本。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)已巳,池州郡守喻成龙、李燦重辑,教授训导宗观等同校。此刻本,现藏上海图书馆。

      2、清嘉庆《全唐文》版本。《全唐文》是清代继《全唐诗》之后官修的又一部唐人总集。虽然《全唐文》存有严重缺失,如采辑群书不注出处,收文仍有较多的遗漏等,但毕竟属官修,又有清仁宗(颙琰)得内府旧藏缮本《唐文》一百六十册,更具权威性。

      3、清道光《九华山化城寺》碑文。此碑,现藏九华山历史博物馆。惜此碑文,在时间上,晚于清康熙《九华山志》和清嘉庆《全唐文》。

     综上所叙,在学术上,引录《全唐文》版本,比较放心。这是因为,费冠卿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,是研究九华山的第一手史料,已被后人评为“千秋信史”,可靠程度是最高的,就连韩国的曹永禄、朴贞洙先生等都极力推崇的。

     费冠卿与九华山

(五)拜右拾遗

      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丁亥,费冠卿进士科登第后,闻母丧,回青阳。回到家后,见母亲已安葬,遂“庐墓终丧”。所谓“庐墓”,古人于父母或老师死后,服丧期间,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,守护坟墓,叫做“庐墓”。如《新唐书•韩思彦传》:“张僧彻者,庐墓三十年。”旧称遭父母之丧为“丁忧”,或为“丁艰”。在当时官场上,这是一件大事情。如果不这样去做,大家会指责你的。

      自费冠卿回青阳“庐墓终丧”,到撰写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,他用去了六年的光阴;再到唐穆宗长庆中诏拜其为右拾遗,他已在九华山少微峰下隐居九年时间。这前后加起来,一共是十五年。在这十五年里,费冠卿前期是守护母亲坟墓,后期是闲居九华山下,其间做了一件名垂青史的事,就是撰写了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。人的一生,能做成这么一件事,毫无疑问是值得的。

      唐穆宗长庆二年(822)壬寅,殿院李行修举费冠卿孝节,拜右拾遗。李行修是什么人呢?韩愈《王仲舒墓誌铭》云:“次女婿李行修,尚书刑部员外郎。”五百家注引孙注:“元和四年行修登第。”韦瓘,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)进士科状元。是年进士二十人,今可考者有韦瓘、李行修、鲍溶、郭承嘏、杨汝士、卢商、赵蕃、卢钧、范传质、陈至、张徹、王陟等十二人。中书舍人张弘靖权知贡举。费冠卿进士科登第是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丁亥,比李行修只早两年。由此推知,费冠卿与李行修是相互很熟悉的,也可能关系处得很亲密,否则怎么会这么鼎力举荐呢。在殿院李行修的大力举荐下,唐穆宗很快就颁发了《授费冠卿右拾遗制》(《全唐文》卷64)。制曰:“前进士费冠卿,常预计偕,以文中第,禄不及于荣养,恨每积于永怀,遂乃屏身丘园,绝跡仕进,守其至性,十有五年。峻节无亏,清飚自远。夫旌孝行,举逸人,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。宜承高奖,以儆薄夫,擢参近侍之荣,载佇移志之效,可右拾遗。”

      按常理,这是一大喜讯。但费冠卿却坚辞不起,归隐于九华山少微峰下。当时,费冠卿的三首诗,可表达他的复杂的心情。

     第一首诗,是他的《蒙拜拾遗书情》(其一):“拾遗帝侧知难得,官紧才微恐不胜。好是中朝绝亲友,九华山下诏来征。”

     第二首诗,是他的《蒙拜拾遗书情》(其二):“三千里外一微臣,二十年来任运身。今日忽蒙天子召,自惭惊动国中人。”

     第三首诗,是他的《不赴拾遗召》:“君亲同是先王道,何如骨肉一处老。也知臣子合佐时,自古荣华谁可保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95)

     在这里,费冠卿既有“官紧才微恐不胜”之感,又有“好是中朝绝亲友”,“何如骨肉一处老”之希望,更有“拾遗帝侧知难得”,但有“自古荣华谁可保”之感叹!

      自唐以来,无数学者都曾探讨过费冠卿“以拾遗召不起”的原因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我以为,原因有多种,但主要的是两条:

     一是坚守孝节。费冠卿登元和二年第后,母卒,既葬而归,叹曰:“干禄养亲耳。得禄而亲丧,何以禄为!”这是当时的真情实感,不假思索,脱口而出,言为心声。他的好友李行修“举其孝节”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《诗经•大雅•既醉》:“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。”所谓“孝子不匮”,是指对父母行孝道的心思时刻不忘。《汉书•武帝记》:建元元年四月诏曰“今天下孝子顺孙,愿自竭尽以承其亲。”这些道理,对饱读诗书的费冠卿来说,不会不打下烙印的。考悌乃人伦之本。唐历代皇帝均标榜自己孝道。《唐大诏令集》卷七十六载,《代宗行再期服诏》云:“三年之丧,天下达礼,苟或变革,何以教人!”这一思想,在唐律中,有具体条文反映。《唐律疏议》卷十《职制律》规定:“诸闻父母若夫之丧,匿不举哀者,流二千里;丧制未终,释服从吉,若忘哀作乐(自作、遣人等),徒三年;杂戏,徒一年;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,各杖一百。”所谓“丧制未终”,是指“父母乃夫丧二十七月内,释服从吉”。所谓“遇乐而听”是指“因逢奏乐而遂听者。”所谓“参预吉席”,是指“遇逢礼宴之席参预其中者。”

     二是坚守廉洁。费冠卿考中进士,是在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。元和时期,唐宪宗改革朝政,平定藩镇,使举国上下出现了中兴气象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曾经叹曰:“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,唐十七宗,今人所称者,三宗而已(即太宗、玄宗、宪宗)。”中华民国年间,著名学者陈寅恪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、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等论著中认为:“宪宗为唐室中兴之主,其为政宗旨在于矫正大历、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,即用武力削平藩镇、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。”就连美国学者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C.A彼得森,也称唐宪宗是中唐后“重实干的坚强君主”。但是,中唐 的社会是复杂的,官场上的腐败是极其严重的。据《云溪友议》记载:“元和二年,崔侍郎邠重知贡举,酷搜江湖之士。”作为一个主考官的礼部侍郎崔邠,有没有搜刮费冠卿,至今未见明文。但是崔邠在与费冠卿同年进士吴武陵身上做了手脚,这是有文字记载的。费冠卿早在《久居京师感怀》诗里,就流露出不想干的念头:“萤烛不为苦,求名始辛酸。上国无交亲,请谒多少难。九月风刮面,羞汗成冰片。求名俟公道,名与公道远。力尽得一名,他喜我且轻。家书十年绝,归去知谁荣。马嘶渭桥柳,特地起愁声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95)

      “右拾遗”,是一官名;唐武则天时,于门下省置“右拾遗”。职掌与“右补阙”相同。“右补阙”,也是官名;唐代,中书省置有此官。“右拾遗”与“右补阙”,均为劝谏之官。劝谏之官是不好当的,讲真话是很困难的。费冠卿的征召不起、闲居九华的思想,一直受到很多人赞许和支持。如杜荀鹤在《经九华费征君墓》诗中认为:“当时若征起,未必得身还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691)费冠卿讲得好:“求名俟公道,名与公道远。力尽得一名,他喜我且轻。”是的,名终埋不得,关键在忘名。名很奇妙:越是忘名者,越会有名;越是逃名者,越会留名;越是避名者,越会得名。世间,惟名声不可欺;历史,惟名声能久传。名难立,更难传。

    费冠卿与九华山

(六)死恋九华

       《诗经•邶风•击鼓》:“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,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用“死生契阔”这句成语,形容费冠卿与九华山之间的关系,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     今天,我们仍能在《全唐文》里,见到与费冠卿有关的两篇文章:“一篇是唐穆宗的《授费冠卿右拾遗制》(《全唐文》卷64),另一篇是费冠卿自己撰写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(《全唐文》卷694)。

     今天,我们还能在《全唐文》、《池州府志》等里面,见到与费冠卿有关的几十首诗,其中12首是他自己写的(《全唐诗》存诗11首,《池州府志》存诗1首)。

      读了费冠卿的文章和诗歌,给我们留下强烈的印象:驽马恋栈豆,而费冠卿死恋九华山。

      费冠卿自己写的12首诗,大体可以分成4种类型。 第1类,诗四首。《久居京师感怀》、《蒙召拜拾遗书情二首》(其一、其二)、《不赴拾遗召》,这四首诗,虽然主题叙述的是科举、官场上事,但他不忘“家书十年绝,归去知谁荣”,“好是中朝绝亲友,九华山下诏来征。”

      第二类诗,诗二首。一首是《酬范中丞见》,虽属官场外的应酬,回忆“花宫柳陌正从行,紫袂金鞍问姓名”的往事,却不忘“捧将束帛山僮喜,传示银钩邑客惊”的场景。另一首《答萧建》(一本有“问九华山”四字),向萧建详细地介绍了九华山的胜境。其中,我最感兴趣的是二处:一处是“径滑石棱上,寺开山掌中。幡花扑净地,台殿印晴空。胜境层层别,高僧院院逢。泉鱼候洗钵,老玃戏撞钟。外户凭云掩,中厨课水舂。搜泥时和面,拾橡半添穜。”画面真漂亮,恰似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的一个补充。另一处是结尾部分:“边鄙等贤相,黔黎托圣躬。君能弃名利,岁晏一相从。”既是对萧建的作答,又是一个诚恳地提醒;既是对萧建的许诺,又是一个友情地期望。

      在当时,与费冠卿经常交往的人,除了范中丞、萧建外,还有熊孺登、姚合、顾非熊等人。如熊孺登《戏赠费冠卿》诗:“但恐红尘虚白首,宁论蹇逸分先后。莫占莺花笑寂寥,长安春色年年有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76)又如姚合《寄九华费冠卿》诗:“逍遥缯缴外,高鸟与潜鱼。阙下无朝籍,林间有诏书。夜眠青玉洞,晓饭白云蔬。四海人空老,九华君独居。此心谁复识,日与世情疏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97)姚合比费冠卿晚九年中进士,两人交往甚密,尤其闻费冠卿逝世消息后,特作《哭费冠卿拾遗徵君》诗:“服儒师道旨,粝食卧中林。谁识先生事,无身是本心。空山流水远,故国白云深。日夕谁来哭,唯应猿鸟吟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502)还如顾非熊,困举场三十年,穆宗长庆中,才登进士第,后为盱眙尉,有《寄九华山费拾遗》诗:“先生九华隐,鸟道隔尘埃。石室和云住,山田引烧开。久闻仙客降,高卧诏书来。一入深林去,人间更不回。(《全唐诗》卷599)

      第3类,诗一首。费冠卿《秋日与冷然上人寺庄观稼》诗:“世人从扰扰,独自爱身闲。美景当新霁,随僧过远山。村桥出秋稼,空翠落澄湾。唯有中林犬,犹应望我还。”《全唐诗》卷495)费冠卿曾随冷然和尚远游过,家里有狗护院呢。冷然和尚《宿九华化城寺庄》诗:“佛寺孤庄千嶂间,我采诗境强相关。岩边树动猿下涧,云里锡鸣僧上山。松月影寒生碧落,石泉声乱喷潺湲。明朝更蹑层霄去,誓共烟霞到老闲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825)

    还有两位和尚,也写过怀念费冠卿的诗。一是贯休和尚《经费隐君旧宅》:“巉岩玉九株,秀湿掩苍梧。祥瑞久不出,羲轩消得无。雨和高瀑浊,烧熁大槠枯。到此思归去,迢迢隔五湖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829),另一是齐巳和尚《经费徵君旧居》:“高眠当圣代,云鸟未为孤。天子徵不起,闲人亲得无。猿猱狂欲坠,水石怪难图。寂寞荒斋外,松杉相倚枯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838)

     第4类,诗五首。一是费冠卿《闲居即事》:“生计唯将三尺僮,学他贤者隐墙东。照眠夜后多因月,扫地春来只藉风。几处红旗驱战士,一园青草伴衰翁。子房仙去孔明死,更有何人解指踪。”二是费冠卿《题中峰》:“中峰高拄泬寥天,上有茅庵与石泉。晴景猎人曾望见,青蓝色里一僧禅。”三是费冠卿《挂树藤》:“本为独立难,寄彼高树枝。蔓衍数条远,溟濛千朵垂。向日助成阴,当风藉持危。谁言柔可屈,坐见蟠蛟螭。”四是费冠卿《枕流石》:“不为幽岸隐,古色涵空出。愿以清泚流,鉴此坚贞质。傍临玉光润,时泻苔花密。往往惊游鳞,尚疑垂钓日。”(以上四首诗,见《全唐诗》卷495)五是费冠卿《谢雨》:“青嶂庙前纔滴酒,白龙湫上气如蒸。一声霹靂惊风雨,万顷秋田水溢堘。”(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卷5)

      费冠卿逝世后,影响很大。唐代许多诗人,前往九华山,瞻仰他的书院、故居、旧隐、墓地,并留下许多诗篇。

      一是前往书院的诗。如杨巨源《题五老峰下费君书院》(《全唐诗》卷333);罗邺《费拾遗书堂》(《全唐诗》卷654)。

      二是前往故居的诗。如张乔《经九华山费徵君故居》(《全唐诗》卷639);李群玉《经费拾遗所居呈封员外》(《全唐诗》卷569);罗隐《九华山费徵君所居》(《全唐诗》卷657);李昭象《赴举出山留寄山居郑参军》(《全唐诗》卷689);张蠙《费徵君旧居》(《全唐诗》卷702)。

      三是前往旧隐的诗。如胡骈《经费拾遗旧隐》,有“林下茅斋已半倾,九华幽径少人行”诗句(《全唐诗》卷719);刘昭禹《经费冠卿旧隐》,有“节高终不起,死恋九华山”诗句(《全唐诗》卷762)。

      四是前往墓地的诗。如自号九华山人的杜荀鹤《经九华费徵君墓》:“凡吊先生者,多伤荆棘间。不知三尺墓,高却九华山。天地有何外,子孙无亦闲。当时若徵起,未必得身还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691)

      还有唐代以后的诗文,那就太多了,基本上是歌颂费冠卿的。以徐铉《送薛少卿赴青阳》为例:“我爱陶靖节,吏隐从弦歌。我爱费征君,高卧归九华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755)

(七)生前交游

      对费冠卿生前交游的考证,我花去的时间不少,但取得的成效不多。与费冠卿有交往的,当时肯定有很多人,而现在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,却只是9位。

      1、僧地藏。在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里,费冠卿虽然详细地介绍了从新罗来的僧地藏的情况,但只是留下“余闲居山下,幼所闻见,谨而录之”十三个字。至于他们之间,是否见过面,有何交往,不得而知,更不敢妄下结论。

      2、范中丞。何许人也?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资料,只是费冠卿《酬范中丞见》这首诗,却没有见到范中丞写给他的文字。在费冠卿的诗里,有“战国方须礼干木,康时何须重侯嬴”的诗句,出典《吕氏春秋》卷二十一《开春论?期贤》,说的是,战国时,贤人段干木居于魏境,魏文侯乘车经过其里巷,必伏轼表示敬意。魏文侯礼遇贤人的举动,使老百姓高兴,使秦国不敢攻魏,后世用作表示礼遇下士的典故。费冠卿在这里,用战国时方须礼遇段干木为衬托,感激范中丞对自己的礼遇。据我考证,范中丞似是范传质。范传质,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)进士科,中第进士比费冠卿晚二年,存《荐冰》诗一首。

     3、冷然上人。冷然,唐朝僧人。费冠卿在《秋日与冷然上人寺庄观稼》里说的很清楚:“世人从扰扰,独自爱身闲。美景当新霁,随僧过远山。村桥出秋稼,空翠落澄湾。唯有中林犬,犹应望我还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95)冷然存《宿九华化城寺庄》诗一首:“侍寺孤庄千嶂间,我来诗境强相关。岩边树动猿下涧,云里锡鸣僧上山。松月影寒生碧落,石泉声乱喷潺湲。明朝更蹑层霄去,誓共烟霞到老闲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825)看来,费冠卿与冷然上人交往的地点,是在九华山上,无疑。

      4、李行修。何许人也?李行修与范传质,都是唐宪宗元和四年(809)的进士,比费冠卿登科进士晚二年。唐穆宗长庆二年(822)壬寅,殿院李行修举费冠卿孝节,拜右拾遗。由于殿院李行修的举荐,才有唐穆宗的《授费冠卿右拾遗制》(《全唐文》卷64),才引发费冠卿的《不赴拾遗召》、《蒙如拜拾遗书情二首》等诗。

      5、萧建。兰陵人。登进士第。终礼部侍郎。有《代书问费徵君九华事》诗一首,费冠卿也有《答萧建问九华山》诗一首(《全唐诗》卷495)。萧建问,费冠卿答,一问一答,十分完整,惟此一例。

      6、熊孺登。钟陵人。登进士第。元和中,终藩镇从事。有诗一卷,其中《戏赠费冠卿》诗:“但恐红尘虚白首,宁论蹇逸分先后。莫占莺花笑寂寥,长安春色年年有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76)只有熊孺登的戏赠,未见费冠卿的作答。

      7、姚合。唐朝宰相姚崇曾孙,登唐宪宗元和十一年(816)进士第,比费冠卿晚登九年。后授武功主簿,调富平、万年尉。宝历中,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员外郎,出荆、杭州刺史,后为给事中、陕虢观察使。开成末,终秘书监。姚合与马戴、费冠卿、殷尧藩、张籍游,李频师之。姚合诗名重于时,人称姚武功。姚合曾作《寄九华费冠卿》诗(《全唐诗》卷497),前已有叙,但未见费冠卿的作答。费冠卿死后,姚合又作《哭费拾遗徵君》诗,有“谁识先生事,无身是本心”诗句(《全唐诗》卷502)。

      8、顾非熊。顾况之子,困举场三十年。唐穆宗长庆中,登进士第。累佐使府。大中间,为盱眙尉。有《寄九华山费拾遗》诗:“先生九华隐,鸟道隔尘埃。石室和云住,山田引烧开。久闻仙客降,高卧诏书来。一入深林去,人间更不回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509)

    9、陆畅。字达夫,吴郡人。唐宪宗元和元年(806)登进士第,比费冠卿登第早一年。为皇太子僚属。后官风翔少尹。韩愈有《送陆畅归江南》诗:“举举江南子,名以能诗闻。一来取高第,官佐东宫军。迎妇丞相府,夸映秀士群。鸾鸣桂树间,观者何缤纷。人事喜颠倒,旦夕异所云。萧萧青云干,遂逐荆棘焚。岁晚鸿雁过,乡思见新文。践此秦关雪,家彼吴洲云。悲啼上车女,骨肉不可分。感慨都门别,丈夫酒方醺。我实门下士,力薄蚋与蚊。受恩不即报,永负湘中坟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340)陆畅娶董溪女。董溪,丞相董晋第二子。韩愈尝为董晋从事,故云“门下士”。陆畅《成都送别费冠卿》诗:“红椒花落桂花开,万里同游俱未回。莫厌客中频送客,思乡独上望乡台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78)当我第一次见到陆畅这首诗时,特别地兴奋,又特别地沉重。兴奋的是,知道费冠卿曾经与陆畅“万里同游俱未回”,足迹到过天府之地成都;沉重的是,难怪后来的费冠卿《不赴拾遗召》:“君亲同是先王道,何如骨肉一处老。也知臣子合佐时,自古荣华谁可保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95)过去,我一直以为,费冠卿《久居京师感怀诗》:“家书十年绝,归去知谁荣。马嘶渭桥柳,特地起秋声。”(《全唐诗》卷495)现在看来,费冠卿不仅久居京师读万卷书,而且还与陆畅等人同行万里路,到达四川成都,见识中唐,体验中唐,思索中唐,最后是“思乡独上望乡台。”今天,我们只能见到陆畅的《成都送别费冠卿》,却未见到费冠卿的成都送别陆畅。

    唐朝大诗人杜甫,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说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意思是说,将万卷书读破了,下笔写文章就如有神相助。曹靖华先生也在《采得百花酿蜜后》中说:“古人说:‘凡操千曲而后晓声,观千剑而后识器。’最好有‘读万卷书’的书本知识和‘行万里路’的生活知识。”意思是说,读万卷书,如同行万里路一样,形容多读书,则见多识广。

    《战国策·秦第五》却有另一种说法:“《诗》云:‘行百里者半于九十。’此言末路之难也。”宋朝的黄庭坚,在《赠元发弟》中说:“亏功一篑未成丘山,凿井九仞不次水泽,行百里者半九十,小狐汔济濡其尾。”梁启超先生在《过渡时代论》中也说:“语曰:‘行百里者半九十。’掘井九仞,犹为弃井;山亏一篑,遂无成功。”前人说来说去,他们的意思都是在说,走一百里路,走完了九十里才算走完了一半路程。比喻做事,越接近成功越困难,越要认真对待。

    读了陆畅的《成都送别费冠卿》,我不仅佩服费冠卿生前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那种精神,而且也想让这种精神在自己心中深深地扎下根来。

(八)留下非遗

    费冠卿的《九华山化城寺记》(以下简称“费记”),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,百读不厌,受益匪浅。同时,也遇到许多疑问,现予以梳理,择其要点,罗列如下,以供有此兴趣者探讨、交流。

    1、费记开篇介绍:“九华山,古号九子山。”不知何故,只提“九子山”,未提“陵阳山”。可能是与“时人谓九子神焉”有关吧。

    2、费记介绍九华山佛教渊源,未提及“杯渡”。南朝梁释慧皎《高僧传》卷十《宋京师怀渡》:“怀渡者,不知姓名,常乘木杯渡水,因而为目。初见在冀州,不修细行,神力卓越,世莫测其由来。尝于北方寄宿一家,家有一金像,度窃而将去。家主觉而追之,见度徐行,走马遂而不及。至孟津河,浮木杯于水,凭之度河,无假风棹,轻疾如飞,俄而度岸,达于京师。”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卷三“寺观”,介绍“青阳化城寺:在九华山。晋隆安五年,天竺杯渡禅师建。”又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卷九“仙释”,介绍铜陵县“元,杯渡禅师:护法寺。世传一僧,衣百结,持钵入寺吃食,人莫之敬,其夜与之一蓆,遂与佛殿内宿。晨起,不知其去。或捲其蓆,则粘于砖土,竟成痕迹,遗书‘杯渡禅师过此。’至今,印跡尚存。”明嘉靖《池州府志》二处记载,难考其据。明、清以降,《九华山志》、《青阳县志》等,均沿此说。但是,我一直持有疑问。

    3、费记云:“开元末,有僧檀号张姓,自群舒至,为乡老胡彦请住,广度男女,时豪所嫉,长吏不明,焚其居而废之。”费冠卿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应该是精典的。但是,我仍关注:“胡彦”何人?“时豪”指谁?胡彦和僧檀号,是何事引起时豪“所嫉”?如果能进一步弄清这些疑问,这对九华山佛教文化史的研究,是有益无害的。

    4、费记云:“时有僧地藏,则新罗王子金氏近属。”僧地藏这一记载,随后即入赞宁于北宋端拱元年(988)所著的《高僧传》中。宋传,可以说是依费记所作:“释地藏,姓金氏,新罗国王之支属也。”宋传,虽较费记略晚,但仍是关于释地藏的早期重要记载。释地藏传列在感通篇的卷二十之中。我的疑问是:南宋以来的“王子”说、“金地藏”说、“金乔觉”说、“金守中”说等,是俗说、戏说,还是另有史料来源呢?

    5、费记载,僧地藏“尝曰:六籍寰中,三清術内,惟第一义,与方寸合。”对这句话,如何正确地去解读,在学术界,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如“六籍”,是指什么?“三清”,是指什么?我以为,“六籍”可能是指“六凡”,即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间、天上为六凡。“三清”,不是像有的学者解释的,指道教所尊的三位神,即玉清、上清、太清;而是指佛教的“三眜”,“三眜”即“定”,“定”是梵文的意译,音译“三昧”、“三摩地”,谓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,佛教以此作为取得确定之认识、作出确定之判断的心理条件。所谓“清净解脱三眜”,即所住之三昧,无垢清净,离一切之系缚而自在,谓之清净解脱三昧。不知我的理解,可符合僧地藏原来的意思?

    6、费记有二处提到“四部经”:一是“素愿写四部经,遂下山至南陵,有俞荡等写献焉”;二是僧地藏在圆寂前,“池边建台,厝四部经,终日焚香,独味深旨。”我曾到南陵县调研过,想弄清俞荡等人的情况,无功而返。至于俞荡写给僧地藏的经到底是哪四部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各说各的。我曾经根据达摩“圣谛第一义”和僧地藏的“惟第一义”,认为“四部经”是:《华严经》、《宝积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般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,全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,又称《杂华经》;《宝积经》,全称《大宝积经》,唐菩提流志等译;《涅槃经》,全称《大般涅槃经》,经名取梵语“般涅槃”,意为“圆寂”;《般若经》,亦称《大般若经》,全称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,“般若波罗蜜多”,意为通过智慧到达彼岸。我现在,仍持这种诠释。

    7、费记载:“逮至德初,有诸葛节等。自麓登峰”,发现僧地藏。诸葛节等是本地人,还是外来的游客,不得而知。尤其是诸葛节,费记独提其名,可见其人名声不小,惜无详细资料。

    8、费记载:“有上首僧胜谕等,同建台殿。”上首僧胜谕,何许人也?惜无详细资料。

    9、费记载:“建中初,张公严典是邦,仰师高风,施捨甚厚,因移旧额,奏置寺焉。”张公严,何许人也?九华山化城寺内“旧额”,有何出典?“奏置寺”的“奏”,内容是什么?至于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甲午《青阳县志》记载:“晋隆安五年,天竺怀渡禅师始创,寺曰‘九华’。”我一直怀疑这一记载的真实性、可靠性。

    10、费记载:“本国闻之,相与渡海,其徒甚众。”新罗国知道后,许多人相与西渡,这种盛况,为何新罗国(韩国)至今史料难觅?

    11、费记载:“中岁领一从者,居于南台,自缉麻衣,其重兼钧,堂中榻上,惟此而已。”这里有二问:一是“领一从者”的“从者”,是僧地藏《送童子下山》里的“童子”吗?二是“居于南台”的“南台”,与中国五台山的“南台”,与新罗国五台山的“南台”,三处“南台”之间,有何联系?《全唐诗》卷808,载有金地藏《送童子下山》诗一首。僧地藏生前,究竟写了几首诗?

    12、费记载:“时年九十九。贞元十年夏,忽召众告别。罔知攸適,但闻山鸣石陨,感动无情与将灭。有尼侍者来,未及语,寺中扣钟,无声坠地。尼来入室,堂椽三坏。”由此可见,“尼”的侍者先来,或者说“尼侍者来”,到“尼来入室”,这些过程,不考虑传说类的文字叙述,说明那时的九华山寺庙里,不仅有众多的男信士,而且有不少的女信士了。这对研究九华山闵园尼庵群,乃至研究九华山佛教文化史,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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